中國古代，人們很早就對賴以生存的自然與人文環境開始了探究。在長期歷史進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典籍著作，涌現出不少杰出的地理學家。
虛幻與真實相間的地理著作：《山海經》
將已知的地理知識與想象的地理環境編織在一起，從而展現一個擬構的廣大空間，是早期人類經常采用的一種做法，《山海經》就是這樣一部中國古代典籍中的奇書。3萬多字的篇幅，涉及地理、神話、歷史、宗教、動物、植物、礦產、醫藥等諸多種類。全書共十八卷，包括《山經》與《海經》兩個系統。《山經》又稱《五藏山經》，主要記述海內各方的山川物產與神怪祭祀等，共涉及447座山脈，258條水道湖澤，為我國最早的一部山岳地理書。《海經》則主要記錄海內外各地的地理形勢與風土人情等。其中有些神話傳說如“夸父逐日”“女媧之腸”“黃帝戰蚩尤”“鯀禹治水”等，在后世廣為流傳，膾炙人口。
有關《山海經》的成書年代，學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近代以來的研究者一般認為大體成書于戰國至西漢初年。
對于《山海經》所記載內容的真實性問題，自古及今，人們的判斷并不一致。在唐代及其以前，書中的內容包括山川、怪物都被認為是可信的。《隋書·經籍志》即將其歸為史部地理類，可見一斑。明清以降，《山海經》的可信度逐漸降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其歸為子部小說家類，近代學者將其列入“古之巫書”之列。其實，《山海經》保留了不少上古時期可資利用的寶貴史料，尤其是《山經》中的地理記載頗為平實雅正，堪稱一部地理書，足資研究之用。
然而，想要正確考證《山經》中記載的大量地名的今地所在，進而正確認識其中的地理學價值，絕非一件易事。這不僅要將其中屬于幻想的記載盡可能經辨析后加以剔除，而且書中有大量的山川地名既不見于先秦時期的其他文獻，也不見于漢晉以后的傳世文獻之中。今之學者經過考證，將《山經》所記載的地理范圍做了科學界定：東至海，東北不超過今天津市的渤海灣西岸，北抵今寧夏鹽池西北、陜西榆林東北一線，西北可能到達新疆東南角的阿爾金山（但不包括羅布泊以西以北），西部抵甘肅鳥鼠山、青海湖，西南抵湖南西部，南抵廣東南海（不包括今廣西、貴州、云南等省，也不包括廣東西南部高州、雷州一帶和海南島），東南到今舟山群島。由此可以看出《山經》所論及的地域范圍雖然遠比《禹貢》九州范圍廣闊，但比現今中國的版圖還是要小得多。
至于《山海經》中所記載的神話、動植物及醫藥等方面的信息，似乎也不能完全視為不根之談，貿然加以否定。從近年所出土的各類先秦秦漢時期的文獻來看，其中有些記載可與《山海經》相互印證。
另外還有一點需要提及的是《山海經》的文本形式。今天我們看到《山海經》中大量的附圖，是最初即已存在，還是后世繪制添加，至今在學界仍有很大爭議。最新的研究依據出土的戰國秦漢時期數術類著作中大都配有附圖的情況，從而論定最初的《山海經》應該是一部帶圖的綜合性圖書。
征實地理著作的先驅：《禹貢》
《山海經》開創了地理幻想一派，在其前后時期，還出現了以《禹貢》為代表的地理征實一派，雖然其敘述形式仍不免有假托的成分，但所論及的地理內容已基本上是出于對實地的具體了解。
《禹貢》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史書《尚書》中的一篇，共1200字左右，主要分為九州說與五服制兩個部分，且前者是主體部分。
九州部分先敘述了大禹九州各自的地理范圍，由于每州只列出少數幾個名山大川作為分界點，所以九州的精確界限不易確定。概括來說，九州的范圍所及北到燕山山脈與渤海灣，南到南嶺一帶，東到大海，西到隴東高原。另外，還提及了九州各自境內的水道湖泊、土質、賦稅的等級、田（土壤肥力）的等第、貢品名目及貢道（水陸運輸路線）等。
然后再談“導山”，即開鑿大山，目的是通過疏通水道來治水。文中將所提及的26座山分為九組，即所謂“九山”。這九組山，多橫向排列，從北往南分為四列，每一列都是從西向東來敘述。從文中列舉的山脈名稱和排列次序來看，《禹貢》的編撰者已經掌握了九州之內的山脈分布大勢，注意到我國地形的西高東低，且西部集中、東部分散的特點。
接下來是“導水”，將23條水分為九組，即“九川”來進行敘述。其中，弱水與黑水地處西北；河水、渭水及洛水皆屬河水水系；漾（漢）水、江水屬江水水系；沇水屬濟水水系；淮水屬淮水水系。河、江、濟、淮都是入海的水道，古時稱為“四瀆”。至于文中所載導水的順序，清代有學者認為“弱水、黑水在九州之上游，故先之。中原之水患，河為大，故次河。自河以南，水莫大于江、漢，故次江漢。河以南，江、漢以北，惟濟（即沇水）、淮皆獨入于海，故次濟、淮。雍水多歸于渭，豫水半歸于洛，然皆附河以入于海，故以渭、洛終之。先漢于江，先濟于淮，先弱水于黑水，先北而后南也。先渭于洛，先上而后下也。”
最后是五服。這是在九州之外，《禹貢》中所記載的另一種區劃，體現的是五種納貢的層次。關于五服制，文中是這樣描述的：以天子所居住的京城為中心，以四方五百里為一等，共分為五等。由京城向外，依次為“甸服”（王都五百里之內的區域，是以農業為主的直接統治區）、“侯服”（甸服以外四方五百里之地，為諸侯統治區）、“綏服”（侯服以外四方五百里之地，這一區域介于中原與少數民族之間，是需要加以綏撫的地區）、“要服”（綏服以外四方五百里之地，屬于邊遠地區）、“荒服”（要服以外四方五百里之地，是蠻荒之地）。
由上面的敘述可以清楚地看出，《禹貢》雖然是有關大禹行跡的描述，所謂“茫茫禹跡，畫為九州”，但九州所涉及的地區與相關的問題，是處于大禹時代的人們不可能認知的。因此，近代以來，經過學者們的研究，論定《禹貢》實際上是戰國時期的人假托大禹所作，書中所記載的地理狀況，應該都是戰國時期的現象，“九州”之說，反映了當時學者對未來統一國家的一種設想。
九州制是以名山大川作為界限來劃分區域的，雖然是一種虛構，但多少還有一些可使人相信的成分。然而像五服制這樣，在兩千五百里正方形的土地范圍內的規整劃分，實難得到人們的認可。所以早在我國古代，就已有人對這種劃分存在的真實性提出疑問。如今，經過學者們的研究，證明五服制也是一種沒有付諸實際的空想。只不過九州制的空想是針對未來而出現的，而五服制的空想則是基于過去而編織出來的。因為在西周及其之前，確實出現過類似的分等統治，只是從未有過將每一等級定為五百里的做法。
雖然《禹貢》所記載的九州制與五服制都不曾在歷史上出現過，但這種假借與《山海經》中所采用的以幻想為主的描述還是大為不同的。《禹貢》作者所記錄的內容已體現出征實派的傾向，對不清楚的地理問題不再輕信傳說，而是有所保留。所以，后來許多地理著作都將《禹貢》作為延伸與發展的對象，并持以嚴肅敬重的態度。此外，需要說明的是，《禹貢》九州制所體現的分塊式結構的治理模式與五服制所體現的核心區與邊緣區理想關系的圈層式結構的統治理念，對后世統治者進行行政區劃的設置與調整起到了很大的指導作用，影響深遠。其實，秦漢以后直至近現代，分塊式結構與圈層式結構一直是政治地理格局的兩種基本形態。
疆域地理志的始祖：班固《漢書·地理志》
秦漢時期形成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展現全國范圍的疆域地理情況的著述開始問世，并成為一種趨勢。東漢班固所撰《漢書·地理志》（以下簡稱《漢志》）便是這樣一部應運而生的著作，它既是第一部正史地理志，也是我國第一部以疆域政區為主體、為綱領的地理著作。《漢志》是疆域地理志的始祖，兩千多年來，所有這一類著作，不管講的是何時代、何地區，如果追根溯源，都可以歸結到《漢志》的記載上去，不讀《漢志》，就無法從事歷代疆域政區沿革的研究。
《漢志》全文包括三個部分。首將《尚書·禹貢》與《周禮·職方》兩篇文字全部照錄，目的是起到對前代沿革的簡略介紹之效。接下來是《漢志》的正文部分，《漢志》一改《山海經》《禹貢》等以山川作為主體來進行寫作的方式，而是采用疆域政區為框架來記錄相關信息。西漢時期的行政區劃實行的是郡（國）—縣（道、邑、侯國）二級制，《漢志》以西漢末年成帝元延綏和之際各郡國的版圖（即所屬縣目）為框架，并輔以平帝元始二年各郡國的戶口籍，實際上是兩份資料的混合物，對其時存在的103個郡國及其各自所統轄的合計1578個縣（道、邑、侯國），都作了詳細的敘述。其中涉及郡國一級的建置沿革、戶口數及少數縣級政區的沿革、郡國內的山澤陂塘的方位、水道源流、水利設施、物產、鹽鐵官所在地，以及一些有重要意義的地物，如城邑、關隘、鄉聚、祠廟、古跡等。《漢志》在正文之后輯錄了西漢劉向的“域分”與朱贛的“風俗”，雖然帶有附錄的性質，但這兩份資料實可視為西漢時期全國區域地理的總論，其史料價值殊為珍貴。
《漢志》所載的信息極為豐富，對于研究西漢一代的政區變遷極為重要。當代學者依據《漢志》及《史記》《漢書》的相關記載，并參考出土資料，將西漢一代的政區地理進行了逐年的動態復原，使人們了解到西漢一代郡國一級政區前后轄境的繁復變化。
《漢志》不僅是一部杰出的斷代疆域地理著作，而且是一部重要的歷史地理著作。班固自己在《漢志》中就曾說：“先王之跡既遠，地名又數改易，是以采獲舊聞，考跡《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焉。”漢代以前古籍里出現的許多地名，由于在《漢志》中用漢地予以注釋，才使得后人能夠正確地得知其地望所在。
“因水以證地，即地以存古”：酈道元《水經注》
魏晉南北朝時期，各種地志的撰寫成為一種時尚，進入一個高峰期。其中北魏時期酈道元撰寫的《水經注》，即是一部以水道為綱記載區域地理信息的著名典籍。它以西漢王朝的版圖為基礎(若干地區兼及域外)，對許多重要河流及其流域進行綜合性的描述，所涉及的內容包括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兩大部分。英國的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在其代表作《中國科學技術史》中稱《水經注》是“地理學的廣泛描述”。
《水經注》的作者酈道元一生好學，歷覽奇書，生前著述本不限于地理，但流傳后世的，唯有《水經注》一種。《水經注》共有四十卷，是酈道元在為官戎馬之暇，利用他搜集到的各種地方文獻與他的部分實地考察所得而撰就的一部“宇宙未有之奇書”。其后雖然有明末黃宗羲《今水經》、清齊召南《水道提綱》等類似著述出現，但其價值都無法與《水經注》相提并論。在我國古代記載河流水道的著述中，《水經注》一直是“不可無一，不容有二”的杰作。
中國是農業文明古國，自古即對水的利用與治理十分重視，因而很早就有關于水的記載的典籍出現。在《尚書·禹貢》與《山經》中，即出現了有關水道分布的記載。其后，在班固所撰《漢書·地理志》中，也用極簡的文字，將西漢時期的304條水道的情況做了勾勒。東漢許慎《說文解字》雖說是一部按漢字部首進行編排的字典，但在其《水部》中也留下了109條單名水道的簡略記載。可以想見其時應該有一類關于水道記載的書籍出現。
酈道元所注釋的《水經》，本亦系單獨流傳，大體成書于東漢末三國時期，近1萬字，記載了137條水道的發源、流程及歸宿。酈道元有感于這部《水經》“粗綴津緒，又闕旁通”，于是以之為綱，主要利用他所搜集到的各種相關資料，重做編排與注釋，“因水以證地，即地以存古”，完成了超過《水經》原文30余萬字的《水經注》，涉及的大小河流、湖泊、陂、澤、泉、渠、池等各種水體多至3000余條，真正做到了“旁通”，構筑了一個完整的中古時期的地理系統。《水經注》撰成后，《水經》的獨立性便逐漸喪失，人們對其文本的重視程度亦幾乎為《水經注》所取代。
酈道元在《水經注》原序中說他撰寫時采取的主要方式是“默室求深，閉舟問遠”，“訪瀆搜渠，緝而綴之”。由此可見他對《水經》所做的“布廣前文”，大都是他依據其時代所見的各種文獻資料進行的研究，而非通常所認為的是他進行實地考察后的產物。據學者統計，《水經注》注文中征引的書籍有430多種，還記錄了漢魏時期的許多碑刻，而這些書籍與碑刻，后來大多亡佚，我們現在通過《水經注》中的引用，可以管窺其中的一二，甚至進行輯佚整理。
《水經注》記載的水道順序是先北方，后南方。其中涉及河水（今黃河）、濟水、淮水（今淮河）及江水（今長江）四大水系，另外還有河水以北、山東及江水以南以獨流為主的諸水，條理頗為清晰。書中對每條水道的發源、流向、二三級支流的匯入、最終歸宿等，一一做了詳細而有條不紊的描述。具體到一條河流時，會先講河流和支流交匯的地方，然后從交匯的地方再上溯支流，從支流的源頭講起，最后再回到和主流交匯的地方。酈道元就是用這樣的敘述方法將千余條大小支流統領于幾十條干流之下，并且在其間穿插大量湖泊、沼澤、泉源、陂塘、渠道，體現了完善的河流水系概念，這是以前任何著述都不能企及的。
《水經注》所記載的內容十分豐富，對水道所流經的大小城邑及其建置沿革、戰爭遺址等，也做了比較詳盡的記錄。不僅如此，還對許多水道流域內的自然環境與人文景觀進行了細致描寫，對當地的水利工程、風土人情、神話傳說、物產資源、民歌謠諺也進行了記載。在某種程度上，《水經注》可謂一部北魏以前的百科全書。
當然，受到時代和條件的限制，這本內容宏豐的著作也有不少失實甚至是錯誤之處。但瑕不掩瑜，《水經注》一書在研究中國古代的歷史、地理、文獻與金石學、文學及語言學等諸多方面都有極高的參考價值。
古代域外地理的佳構：玄奘《大唐西域記》
隨著漢代張騫出使西域，人們對西域開始有所關注。所謂“西域”，在漢代以后是對位于今甘肅敦煌境內的古玉門關和陽關以西廣大區域的總稱。狹義的西域是指蔥嶺（古代為帕米爾高原和昆侖山、喀喇昆侖山西部諸山的總稱）以東的區域；廣義的西域則是指當時向西所能到達的地區，亞洲中、西部，印度半島等地，均在所指范圍之內。自漢至唐，在這一區域曾先后存在過許多或大或小的國家。《大唐西域記》（又稱《西域記》）就是唐代高僧玄奘將自己在貞觀年間前往印度求法途中經過這一區域的所見所聞加以記錄的一部史地名著。
玄奘是唐代著名的佛學家、翻譯家與旅行家。他出家后，遍游各地，走訪名師問學。隨著學問的增長，疑問也隨之增多，進而懷疑原有譯經存在訛誤，萌發了要到佛教的發源地印度廣求異本，了解佛學底蘊的想法，尤其想拜師學習大乘有宗的最重要經典《瑜伽師地論》。貞觀元年，玄奘從長安出發，踏上了西行求法的征程，最終來到了印度。經過十余年的佛典研習，他在貞觀十八年，仍經陸路開始了返程之旅。次年回到長安，受到了盛大歡迎。在唐太宗的建議下，他僅用一年時間，便在助手沙門辯機的協助下完成了《大唐西域記》的寫作。玄奘自述撰寫此書是為了“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詳國俗之剛柔，系水土之風氣”。辯機補充道：“庶斯地志，補闕《山經》，頒左史之書事，備職方之遍舉。”另外，其時正逢唐王朝欲滅西突厥之時，迫切需要了解西域各國的情況。《西域記》的撰成，在一定程度上可謂助了唐太宗的一臂之力。
在《西域記》12卷10多萬字的篇幅中，以行程為經，地理為緯，由距離唐朝較近的國家阿耆尼國（今新疆焉耆）開始，玄奘逐一追述了親身經歷的110個和傳聞得知的28個以上的“國”（即城邦、地區、國家）的情況，內容十分豐富，包括幅員大小、都城大小、地理形勢、城邑關防、交通道路、風土習俗、物產氣候、語言文字、文化政治等。涉及的地區從我國新疆西抵伊朗和地中海東岸，南達印度半島、斯里蘭卡，北面包括今中亞細亞南部和阿富汗東北部，東到今印度支那半島和印度尼西亞一帶。
全書之中，記述印度的內容最多，所用的篇幅也最長。自漢代佛教傳入中國后，到印度去的僧人寫了不少的書，但無論是從規模上，還是從質量上，都無法與《西域記》相比。記載國家之多，記載內容之翔實，在玄奘之后的很長時間里，也沒有一部書可以比得上。
《西域記》也是研究西北邊區民族歷史地理的好材料。書中所記載的100多個“國”，有許多現位于我國新疆境內。這些記載可與正史及各類專書對我國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的記載相互補充。另外，書中還有許多重要的記載，如對“波謎羅川”（卷12）的描述，認為是“據大蔥嶺內，當贍部洲中，其地最高也”。“波謎羅”對音為Pamir，“波謎羅川”即今天的帕米爾山，這是在古代典籍中首次提及這一地名，而且已有“其地最高”的地理概念認識。
概言之，《大唐西域記》體例謹嚴、文筆絢麗、簡明流暢，是一部反映我國古代新疆與中亞地區地理與風土人情的游記佳構，具有多方面的史料價值。
現存最早的全國地理總志：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
《漢書·地理志》開創了以疆域政區為框架的地理書寫方式，對后世全國范圍內的地理記述影響深遠，三國以后，地理總志的編修開始興起，較為著名的有《晉太康三年地志》、東晉王隱《晉書·地道記》、南齊陸澄《地理書》、陳顧野王《輿地志》、北涼闞骃《十三州志》等。隋唐時期，又開始出現敘述全國疆域政區、建置沿革、山川物產的地理總志。其中著名的有唐初魏王李泰主持編纂的《括地志》，全書共有550卷之多，在規模上已遠較《漢志》為大。可惜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部地理總志發生了散佚，迄今我們已難窺其全貌。
唐元和年間李吉甫撰寫的《元和郡縣圖志》是現存最早的一部全國地理總志，成書于唐憲宗元和年間。原書本有正文40卷，目錄2卷，共計42卷，但在宋以后發生了散佚，目前流傳下來的只有34卷。另外，原書在每個方鎮之首皆配有一圖，“冠以敘事之前”，只是這些圖在北宋時即已亡佚，后世無緣得見了。
李吉甫，唐趙州贊皇（今河北贊皇）人，在元和年間曾任宰相，一生著述頗豐，但只有《元和郡縣圖志》留存下來。在《元和郡縣圖志序》中，他有感于漢高祖劉邦當年攻下咸陽后，“諸將爭走金帛之府，惟蕭何收秦圖書，高祖所以知山川阨塞，戶口虛實”，并最終助漢勝楚，奪取了天下的歷史事實，認為最緊要的事情“莫若版圖地理”，而“審戶口之豐耗，辨州域之疆理”，則應是編纂地志的主要內容。同時，他還主張編纂時應該側重“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方面，顯示出《元和郡縣圖志》這部書在編撰時所側重的經世致用色彩。
在具體撰寫過程中，李吉甫主要參考了漢魏六朝以降的各家地記及《水經注》《括地志》等典籍，以47方鎮為綱，涉及疆域政區、自然地理、經濟地理、人口地理等方面，可謂一部劃時代的歷史地理著作。另外，書中所涉及的各類書籍與碑記資料也十分豐富，據統計達100余種，但今多不存，李吉甫在保存這些史料方面，功不可沒。
不可否認的是，《元和郡縣圖志》因受到資料搜集的限制，在體例方面難免存在不足。如：一些具體的方鎮屬州領縣，存在誤載；一些郡縣之間的里程數據，沿襲舊載，未因治所遷徙而做相應的調整。但從客觀方面來說，這些問題的存在，并無損整部書的史料與科學價值。樂史《太平寰宇記》、王存《元豐九域志》等宋代及其以后的諸多地理總志，在編纂方面無一例外，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元和郡縣圖志》的影響。
“奇人奇書”：徐霞客及其《徐霞客游記》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游歷名山大川，了解外面的自然環境與地理樣貌，在晚明成為一種時尚。有游歷自然就會有記錄，《徐霞客游記》就是其中頗具地理學價值的一部游記。
徐霞客，明代著名地理學家、旅行家和文學家，他從22歲直到去世前30多年時間里，幾乎每年都外出旅行考察，江蘇、山東、河北、山西、陜西、河南、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廣東、湖北、湖南、廣西、貴州、云南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跡（四川與重慶，他也可能到過）。他日必有記，每天都將所見所聞記錄下來，日積月累，形成了大量的文字。徐霞客在其生前沒有來得及將游記整理成定本，現在我們見到的63萬字的《徐霞客游記》，是經過后人先后整理、增補之后的版本。其中徐霞客在廣西和云南旅行的路線最長，詳細考察的地點最多，是《徐霞客游記》最主要的部分。
從結構與形式上看，《徐霞客游記》可分為正文（游記主體）、小字夾注（解釋文字）、專條附記（學術札記性質）及有篇名的專文（專題研究），開創了游記體著述的新形式。
《徐霞客游記》內容豐富，涵蓋自然與人文地理兩大部分，尤其是書中對自然地理方面的觀察與描述，尤為準確、精彩。著名的巖溶地貌就是徐霞客首先發現并加以描述的。此外，他還對河流的侵蝕作用、地下水的壓力原理、各地的巖石特征、云南騰沖地區的火山、各地植物的特點及其與環境的關系、水利與村落的位置關系以及靈渠等人工運河等都進行了詳細記錄。《滇游日記》中所收錄的《盤江考》《江源考》兩篇專題論文，也極具價值。尤其是《江源考》，大膽否定了大多數人一直信奉的《禹貢》中所說“岷山導江”的說法，用自己的實地考察，印證了前人有關長江源于金沙江的記載。他“以真理駁圣經，敢言前人所不敢言，其正名之功，誠有足多”。以至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對《徐霞客游記》也頗多稱贊：“他的游記讀來并不像是十七世紀學者寫的東西，倒像是一部二十世紀的野外勘測家所寫的考察記錄。”
徐霞客之所以能客觀地描述如此眾多的地貌形態，與他視山水為主，以己為賓，“以身許山水”的態度有很大關系。徐霞客對大自然充滿熱愛，為了弄清諸多自然奧秘，他會設法排除一切險阻來探尋其中的規律。正因如此，他才會有科學的考察，也才會達到以客觀描寫天下為己任的境界。這種求真求實的精神，實在難能可貴。
《徐霞客游記》因為民國年間地質學家丁文江的整理與推重，為更多的世人所了解。其實，與徐霞客幾乎同時期的另一位學者王士性，也是一位杰出的地理學家，他所著的《廣志繹》，總的說來可能稍遜《徐霞客游記》，但在人文地理的記述方面，則有過之而無不及。書中所呈現的實是一幅晚明的人文地理畫卷，值得學者去深入挖掘其中的價值。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的這些地理名著在描寫地理現象時呈現由虛到實、由粗到細、由簡到繁的發展歷程，這其實也與人們認識自然的過程相一致。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感知的空間在拓展，認識問題的方式方法也發生著改變，所得出的結論自然也有所不同。特別是在描述自然地理的準確性（科學性）以及人文地理的多樣性（差異性）方面，后代較前代所體現出的提高與增強的態勢尤為凸顯。每部地理學著作都有著深深的時代烙印，蘊藏著所處時代的諸多信息，這些都為后人進一步探尋當時人們的知識構成及其所了解的地理世界提供著線索與依據。
（作者：李曉杰，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水經注》校箋及水道與政區復原研究”首席專家、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